第八十五章 反官本位
卢俊义对反腐倡廉的前景并不乐观，因为后世天下乌鸦一般黑的全世界大多数国家贪腐严重的教训使得他明白，私有制存在一天，腐败就会存在一天，腐败，这个内部的腐肉就有溃烂蔓延的一天。
果然，在卢俊义悍然推动了一系列反腐制度后，他遭遇了自上而下的反对，上层官吏的反对他并不奇怪，下层群众居然也反对，其实他也不奇怪，在后世他见多了。
虽然等级制度下的中国人只要提起腐败，没有一个人不咬牙切齿口诛笔伐的，但实际上，在他们心中他们究竟怎么看待贪污腐败的呢，后世某个时期的群众心态最具有代表性。
贪官，因为还有比他更贪得无厌的大贪、特贪，他自己贪的这些还要拿出一大部分向大贪官送，还要担心其他的贪官利用贪污腐化的罪名整治自己；工人反对腐败，因为一些国有企业的负责人挖国家的墙脚，转移国有资产，压榨工人的血汗钱，工厂破产了，工人被迫提前退休或低价买断“从头再来”，什么狗屁《从头再来》，纯粹是精神毒药，为什么要辛辛苦苦几十年的工人从头再来，那些搞烂工厂的领导还可以变卖机器、厂房、地皮，日子过得爽歪歪？农民也反对腐败，因为各种苛捐杂税太多，基层乡村领导素质太差，鱼肉乡民，野蛮行政，所以宁愿背井离乡出外打工，总也比一年到头在地里累死累活强；知识分子反对腐败，因为很多学校、科研单位、机关按资排辈，任人唯亲，喜欢奴才打击人才，再加上一些不切实际的职称评定制度，伤透了许多知识分子的心；军人反对腐败，是因为后来部队也不是一方净土，同样存在买官卖官和其他形式的权钱交易；商人反对腐败，是因为行业不正之风，脸难看、门难进、事难办，吃拿卡要，没钱办不成事，有钱还要找对人，总之，口头上说起来，绝大部分人都反对腐败。
这样的道听途说的言论也同样发生在北宋末年的宋境，发生在卢俊义治下的山东、苏北、台湾等地。一般的官吏、技术工人、农民、士兵、教师等，包括地主和士绅都口口声声痛恨贪污腐败，但实际情况却并非如此。
就后世的情形，试问：当那些国有企业的厂长经理们挪用公款、转移国有资产时，知情的工人和普通干部除了发发牢骚，有几个向纪检部门举报的？
当乡村领导鱼肉乡民时，有几个农民上访告状、打抱不平的？有的乡村换届改选，农民还是选原来的领导，因为原来的已经养肥了，换一个人还得出更多的血把它们养肥。以教师为首的知识分子就更不用说了，教育行业简直是腐败的一大领域，教育产业化，将授业解惑教书育人的老师的形象摧毁到历史最丑陋的阶段，他们为了既得利益助长制度腐败，而像政府机关内部那些领导秘书之流更是为虎作伥。军队也是一个小社会，该有的问题一个不拉全都具有，在某些领域更是变本加厉，究其原因利益驱使，清水衙门和肥缺之说也不新鲜，挂着军牌的世界名车比比皆是。商人更不需要多提，他们如果不助长腐败，中国哪来那么多的灯红酒绿、纸醉金迷，哪来这么多的贪官有机会寻租？一栋楼修起来，一个贪官倒下去；一条公路修通了，一片贪官双规了。家长为了孩子给校长、老师送礼，病人家属为了病人给医生送红包，女大学生为了毕业证给教授献身，农民企业家们为了办事请乡领导吃饭......林林总总，不一而足。
如果论上每个人的亲戚朋友和所有的社会关系，就会发现每个人都被腐败伤害，与此同时也受益于腐败。像卢俊义在新世纪时的遭遇，就非常明显地揭示了这一点。他有亲戚在公安、教育、卫生等领域，在办一些事情上经常走后门，比其他人方便很多，不用浪费时间和金钱，但在其他领域，他跟其他人一样也受累受苦于扎根于各个领域的腐败。
在现代文明畅达的社会，卢俊义就深刻地感到，腐败已经扎根在民生之中，那些因自己的利益被腐败侵害时就支持政府反腐，一旦自己的利益因为政府反腐受到侵害时却大骂政府的反腐，他们这些只会口头反腐的国人，不要说害怕被打击报复，也不要说人在江湖，身不由己，他们没有资格谈腐败，等他们有机会腐败了，在金灿灿的钞票面前、在妖艳艳的美女面前，还不如某些腐败分子的前期把持得住！只有那些反抗腐败、九死不悔的硬骨头、铁脊梁，才是真正反对腐败的，才是民族的脊梁！可惜这样的人，如明朝的海瑞，毕竟是极少数，之所以不提包拯，盖因此公乃宋朝高薪养廉的受益者，他眼中的廉政比卢俊义眼中的廉政要宽泛的多，跟海瑞不可同日而语。
普通百姓之所以反对卢俊义大规模的反腐政策，盖因他们也曾受益于腐败的官僚制度，中国人习惯了人情世故，习惯了请客送礼，习惯了关系人脉之说，当一切都开门见山摆在台面上，一切都照章办事时，他们适应不了。
更重要的是，经过赵宋朝廷的推波助澜，这时的民众心中“万般皆下品惟有读书高”、“学而优则仕”的观念甚为强烈，择婿须得进士及第的观念也十分风行，搞得许多姑娘诺大岁数不得出嫁。
“官本位”的思想已经根植在民众心中，官僚优于一切职业的思想毒害了所有汉民。
“官本位”是一种以官为本、以官为贵、以官为尊为主要内容的思想意识，官僚主义、形式主义、唯上是从就是这种思想意识的外在表现，推诿扯皮、敷衍塞责、官商勾结、权钱交易就是这种思想意识支配下的具体行为。北宋是封建文化最为鼎峰之时，在这等级森严的社会里，处于社会下层的人们，要摆脱贫困、低贱的社会地位，除了入仕，别无他途，于是是否入仕为官，入仕以后能否官居高位，就成了衡量一个人奋斗成功与否的重要标志。“十年寒窗无人问，一朝成名天下知”，“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这些耳熟能详的励志口头禅，实际上是“官本位”意识的真实写照。“官本位”是封建官僚政治制度的基本特征，也是中国封建社会长期停滞不前的原因之一，更是中国官场腐败的除了利益之外的另一根子。
这时，存有“官本位”意识的官僚，看中的是能够给自己带来种种好处的权力，牵挂的是高高在上的职位，他们不愿意因为反腐倡廉和制度改革使他们受益的体制和权力动摇，总是想方设法阻挠反腐和制度革新的进行。由于以官为荣，官本位思想弥漫，大量的技术人才放弃自己的专业特长，投奔官场，造成生产和技术第一线人才不足，而机关衙门叠床架屋，人浮于事，人才大量闲置浪费，无人改革创新，由于以官为上，官大一级压死人，人人唯上是听，唯官是从，民主气氛淡薄，人人循规蹈矩，遵守官场习俗，唯上、唯书气息浓厚，不敢改革创新；由于以官为本，一切行为围绕官级晋升转，导致社会浮躁，追逐官位名利，无法沉下心干事创业，严重抑制了人们创业创新的积极性。
存有“官本位”意识的官僚把“当官”作为价值追求，干事创业不是为了民众的生活改善和提高，而是为了一己之私的“乌纱帽”，在这样的思想意识支配下，追求政绩难免陷入误区。有的重近轻远，注重多出政绩、快出政绩，对长远发展缺乏统筹谋划；有的重表轻里，习惯于做表面文章，对一些实质性的问题不够重视；有的重显轻“潜”，热衷于干看得见、摸得着的工作，忽视短时间内无法显现成效的工作；有的重物轻人，一味追求财政税收增长，罔顾民众的生活环境和生活质量；有的重局部轻全局，只从局部利益出发，不从全局考虑问题，甚至为了追求局部利益不惜牺牲全局利益，这些都是“官本位”意识的具体体现。在这些情况下，上一届的“政绩”就会成为后几届的包袱，“政绩”变成“政疾”，必然会对发展带来无穷后患。
“官本位”意识的要害，就是对国家、民族、民众的利益不负责任，只对自己或小集团负责。存有“官本位”意识的干部想升官的目的，无非是随着自己的社会地位和权势的提高可以获得更多的利益，因此他们往往不能正确履行职责或不履行职责，甚至滥用权力，从而会给社会、民众和国家带来极为严重的危害。现实中,一些党员干部当官只为求升迁，为捞取“政绩”不惜损害群众利益；当官只想做老爷，对群众的冷暖疾苦漠不关心；当官只管谋私利，利用职务之便贪污受贿、以权谋私；当官只图享清闲，不了解群众愿望，不愿做、不敢做、不会做群众工作，等等,都是执政为民的意识不强，“官本位”意识在从政行为中的现实表现。
更重要的是，“官本位”助长用人腐败。“官本位”作为以官为本、以权为纲、以仕途为个人事业选择导向的一种意识和价值取向，强调的是一切服从于官级地位、一切为了做官和升官、把做官升官看作人生最高价值追求和评判人生价值大小的标尺，而且当官可以享受到一般群众难以企及的特权。正因为“官本位”有这么多的功能，在一定社会层面形成了对权力、官位、官员的崇拜和敬畏，使官位有着强劲的买方市场，跑官要官、买官卖官盛行。一些干部本身不够资格条件，却相信“有钱能使鬼推磨”，花钱买官；有的是想为“仕途”加砝码，通过买官走“捷径”；也有的是怕不跑不送会吃亏，加入了买官行列。买官者虽情况各异，但都是企图以钱换权，谋取更大的私利。这些人一旦得逞，就会反过来以权换钱、“回收成本”，怎能指望他们为民谋利？
中国的反腐完全不同于世界很多发达国家的反腐，归根结底中国封建社会长达三千年的等级制度留下的官本位思想的遗毒，使得“三年清知府十万雪花银”和“当官必贪”的思想也随着蔓延，普通百姓都岌岌于让自己的子弟考上进士之类的学位进而得中一官半职照顾家族利益，谁想到卢俊义竟然釜底抽薪，使得他们妄想通过腐败的官僚制度发财富贵的梦破灭了，所以相当多数民众也反对卢俊义推出的反腐制度。
面对官本位造成的以上种种弊病，卢俊义并不愿妥协，甚至愿意用自己的王图霸业来交换民众心中的官本位思想。如果中国那天不再官本位，不再以官为贵、以官为尊，中国才不会有腐败，不会有那么多荒唐之极的怪现象，中国才会有真正意义上的富强。
卢俊义仔细分析了官本位和腐败产生的根源，一则是民众改变个人命运的途径太过窄狭，一方面则是中国官吏的权力太过庞大却没有监督、缺乏约束。
针对第一种问题，卢俊义细细分析了原因。
经济发展相对滞后是“官本位”形成的现实依据。思想意识的形成和强化，总是有现实经济条件依据的。我国广大地区，尤其是内陆地区，城市化程度和市场化程度低，农业比重大，非农产业发展落后，社会化分工程度低，经济社会发展相对滞后，小农经济意识浓厚。思想封闭、安于现状、得过且过、过一天和尚撞一天钟就成为这些地区大部分官僚的作风，唯官位为上、追逐官利就成为这些干部的工作动力。由于经济社会发展相对滞后，创业机会不多、创业环境不优，受小农经济意识影响的相当一部分民众，也自觉不自觉地接受了“官本位”思想，崇尚做官、轻视创业，崇尚四平八稳的工作、轻视创新创业的冒险经营，形成了一种“做官才有出息、从政才是本事”的社会文化心态。
在北宋末年，虽然赵宋朝廷为了维持高额的财政支出被迫发展工商业，制造出大量非农业的就业机会，但从来没有给那些工人和商人一定的社会地位和参与地方自治的权力，似乎维持地方自治和基层统治的永远是地主和部分自耕农，而官僚永远是父母官高高在上，如此情况下让民众如何不官本位。
卢俊义逐步让利于民，增加民众收入，扩大内需，减低商税，如此一来便催生了许多百姓参与商业活动，扩大了商业规模，增进了商业繁荣。与此同时，卢俊义规定商人有参与地方里、保、社的地方民主自治的权力，有参与国家和地方政府招收官吏考试的权力，有参政议政的权力，官僚地主士绅不得歧视商人，如此一来提高民众参与商业的兴趣，尤其是提高民众参与对外贸易的兴趣，民众有利可得同时又有一定的政治地位，自然会选择这条相对宽畅许多的道路行走，而不去拼那千军万马过独木桥的仕途。、
工人、教师等职业也都有参与地方基层民主自治的权力，有参与选举的权力，他们不再畏惧官吏，不再羡慕官吏，就渐渐地放弃了官本位的一些思想。
自耕农、屯民、军人、佃农同时也都具有参与地方基层民主自治的权力，有参与选举的权力，他们完全可以通过自身的辛勤劳动养家糊口，也拥有一定的政治地位，完全不必逼着自己的子弟非要博个出身不可。
所有的民众，务农的只要好好种田，齐国政府治下的粮食价格甚为合理，他们完全可以通过卖粮让全家衣食无忧；做工的只要好好做工，齐国治下的工场矿山定下的工钱远比其他地方高，这些工人完全可以通过做工让全家温饱甚至小康；军人，只需要英勇杀敌，建立战功，他们的前途甚至比一般的官吏还要光明，全家的赋税都会因为他们的战功而得到减免；地主家庭出身的，除了可以投身行政管理行业，也可以做技术官员，更可以参加军队建立战功，卢俊义不住地开疆扩土的军事行动将极大地缓解国内就业问题，使得官员甚至不敷使用。
除了创造更多就业岗位，扶持其他职业的政治地位之外，消除民众一部分对官位的渴望，另外就是釜底抽薪地减低官吏的权力，提高普通民众对政治的参与力度，使得普通民众都能参与到对官吏的监督约束中来，使得普通民众都渐渐地意识到，其实官吏只是一个职业，并不见得比其他职业高贵多少，甚至显得更加不自由。
消除官吏贪腐的根本就在削弱官僚的权力，清水衙门里的官僚就是想贪腐都没有机会贪腐，如果让普通民众看到官僚如此清水，原本浓烈的官本位思想也会黯然消退。
官僚的权力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对下级官吏的任命权，一个是对地方民众的管理权。
在原有政治制度下，君、官、民组成一个等级森严的金字塔体系。君主是主权者，享有绝对而全面的权力。君主将其权力授予官僚，这些官僚构成了从中央到地方、自上而下地控制、监督的政府体系。官僚制的基本原则是所有官员只对上负责，不对下负责。官僚组成的政府则统治臣民。君、官、民三者的权力是绝然不同的：君对官和民拥有绝对的权力，官对民又拥有绝对的权力，同时上级官员对下级官员也拥有绝对的权力。先贤云：绝对的权力导致绝对的腐败，因而，郡县制下的君主、官僚体系都有一种腐败的内在倾向：官员们倾向于滥用权力，以谋取私人利益，从而引发官、民冲突，最后演变为君、民冲突。因为，他们的权力都未受到有效约束。儒家确实是这一结构内部的一支宪政性力量，但它所诉诸的手段通常只是对皇帝进行道德说教，要求官僚们自我约束。这当然难以有效发挥限制、约束权力的作用。以权力的自上而下授予为基本原则的政治制度，每过一百多年，都会陷入死路。
卢俊义一时之间也不能完全否决原有的政治制度，毕竟上官授职位的制度已经根深蒂固上千年了甚至后来的一千年依然如此，他只是补充了一点，建立完整的民众参议制度，一半平民一半富绅组成的各级政府参议院有权否决对各级政府官员的任命，如果该名官员不称职。任何的任命如非机密，都必须公示于众，经参议院审核，经家庭财政审核后，方能上任。这样的举措就是扩大地方民众的参政权，限制官僚的对下级官吏的任命权。
至于对地方民众的管理权，卢俊义将地方政府的职能一开始就设定在“执政为民、服务民众、不扰民”之上，对地方基层的管理大部分都交给里、保、社等基层民众选举出的民众首领管理，对大部分非战略物资市场的监管都交给各级商会负责，政府负责地方武装训练、治安、司法、税收、屯田、民生保障、政策引导等方面，其他的都逐步交给民间组织管理，慢慢地会建立一个民众都参与自治都有政治权利而官吏越来越觉得手头没有权利的政府。自然这不是一朝一日之功，但从现在开始就应该着手去做，十年不成，就二十年，或者一百年，总要让民众都能参与政治，都有为国家献言献策出力的权力。
而且还会以梁山军校为基础，建立多个卓有成效的培养服务性官吏的学院，日后大部分基层官吏都用卢俊义自己的理念去培养，而不是用儒教虚伪道德培养出来的表里不一的儒生官僚。当建立了一整套自己培养官吏的教育体制后，官吏将成为一个可替代性颇强的行业，不再是铁饭碗，随时有因渎职或贪腐被拉下马被其他官吏取代的危险。而且随着可以产业化生产服务性官吏后，这样的职业的技术性也不再被看成那么神秘，相应地也不用高薪养廉，只需要保持中等偏上的工资和福利待遇即可。这样的职业再也不是普通民众趋之若鹜的目标，民众见到一个官僚不用下跪，也不用将其奉为上宾，只是根据他本人的道德人品去尊重他，这样的社会才真正是和谐的社会，这样的国家才有前途和希望。(未完待续，如欲知后事如何，请登陆，章节更多，支持作者，支持正版阅读！)
果然，在卢俊义悍然推动了一系列反腐制度后，他遭遇了自上而下的反对，上层官吏的反对他并不奇怪，下层群众居然也反对，其实他也不奇怪，在后世他见多了。
虽然等级制度下的中国人只要提起腐败，没有一个人不咬牙切齿口诛笔伐的，但实际上，在他们心中他们究竟怎么看待贪污腐败的呢，后世某个时期的群众心态最具有代表性。
贪官，因为还有比他更贪得无厌的大贪、特贪，他自己贪的这些还要拿出一大部分向大贪官送，还要担心其他的贪官利用贪污腐化的罪名整治自己；工人反对腐败，因为一些国有企业的负责人挖国家的墙脚，转移国有资产，压榨工人的血汗钱，工厂破产了，工人被迫提前退休或低价买断“从头再来”，什么狗屁《从头再来》，纯粹是精神毒药，为什么要辛辛苦苦几十年的工人从头再来，那些搞烂工厂的领导还可以变卖机器、厂房、地皮，日子过得爽歪歪？农民也反对腐败，因为各种苛捐杂税太多，基层乡村领导素质太差，鱼肉乡民，野蛮行政，所以宁愿背井离乡出外打工，总也比一年到头在地里累死累活强；知识分子反对腐败，因为很多学校、科研单位、机关按资排辈，任人唯亲，喜欢奴才打击人才，再加上一些不切实际的职称评定制度，伤透了许多知识分子的心；军人反对腐败，是因为后来部队也不是一方净土，同样存在买官卖官和其他形式的权钱交易；商人反对腐败，是因为行业不正之风，脸难看、门难进、事难办，吃拿卡要，没钱办不成事，有钱还要找对人，总之，口头上说起来，绝大部分人都反对腐败。
这样的道听途说的言论也同样发生在北宋末年的宋境，发生在卢俊义治下的山东、苏北、台湾等地。一般的官吏、技术工人、农民、士兵、教师等，包括地主和士绅都口口声声痛恨贪污腐败，但实际情况却并非如此。
就后世的情形，试问：当那些国有企业的厂长经理们挪用公款、转移国有资产时，知情的工人和普通干部除了发发牢骚，有几个向纪检部门举报的？
当乡村领导鱼肉乡民时，有几个农民上访告状、打抱不平的？有的乡村换届改选，农民还是选原来的领导，因为原来的已经养肥了，换一个人还得出更多的血把它们养肥。以教师为首的知识分子就更不用说了，教育行业简直是腐败的一大领域，教育产业化，将授业解惑教书育人的老师的形象摧毁到历史最丑陋的阶段，他们为了既得利益助长制度腐败，而像政府机关内部那些领导秘书之流更是为虎作伥。军队也是一个小社会，该有的问题一个不拉全都具有，在某些领域更是变本加厉，究其原因利益驱使，清水衙门和肥缺之说也不新鲜，挂着军牌的世界名车比比皆是。商人更不需要多提，他们如果不助长腐败，中国哪来那么多的灯红酒绿、纸醉金迷，哪来这么多的贪官有机会寻租？一栋楼修起来，一个贪官倒下去；一条公路修通了，一片贪官双规了。家长为了孩子给校长、老师送礼，病人家属为了病人给医生送红包，女大学生为了毕业证给教授献身，农民企业家们为了办事请乡领导吃饭......林林总总，不一而足。
如果论上每个人的亲戚朋友和所有的社会关系，就会发现每个人都被腐败伤害，与此同时也受益于腐败。像卢俊义在新世纪时的遭遇，就非常明显地揭示了这一点。他有亲戚在公安、教育、卫生等领域，在办一些事情上经常走后门，比其他人方便很多，不用浪费时间和金钱，但在其他领域，他跟其他人一样也受累受苦于扎根于各个领域的腐败。
在现代文明畅达的社会，卢俊义就深刻地感到，腐败已经扎根在民生之中，那些因自己的利益被腐败侵害时就支持政府反腐，一旦自己的利益因为政府反腐受到侵害时却大骂政府的反腐，他们这些只会口头反腐的国人，不要说害怕被打击报复，也不要说人在江湖，身不由己，他们没有资格谈腐败，等他们有机会腐败了，在金灿灿的钞票面前、在妖艳艳的美女面前，还不如某些腐败分子的前期把持得住！只有那些反抗腐败、九死不悔的硬骨头、铁脊梁，才是真正反对腐败的，才是民族的脊梁！可惜这样的人，如明朝的海瑞，毕竟是极少数，之所以不提包拯，盖因此公乃宋朝高薪养廉的受益者，他眼中的廉政比卢俊义眼中的廉政要宽泛的多，跟海瑞不可同日而语。
普通百姓之所以反对卢俊义大规模的反腐政策，盖因他们也曾受益于腐败的官僚制度，中国人习惯了人情世故，习惯了请客送礼，习惯了关系人脉之说，当一切都开门见山摆在台面上，一切都照章办事时，他们适应不了。
更重要的是，经过赵宋朝廷的推波助澜，这时的民众心中“万般皆下品惟有读书高”、“学而优则仕”的观念甚为强烈，择婿须得进士及第的观念也十分风行，搞得许多姑娘诺大岁数不得出嫁。
“官本位”的思想已经根植在民众心中，官僚优于一切职业的思想毒害了所有汉民。
“官本位”是一种以官为本、以官为贵、以官为尊为主要内容的思想意识，官僚主义、形式主义、唯上是从就是这种思想意识的外在表现，推诿扯皮、敷衍塞责、官商勾结、权钱交易就是这种思想意识支配下的具体行为。北宋是封建文化最为鼎峰之时，在这等级森严的社会里，处于社会下层的人们，要摆脱贫困、低贱的社会地位，除了入仕，别无他途，于是是否入仕为官，入仕以后能否官居高位，就成了衡量一个人奋斗成功与否的重要标志。“十年寒窗无人问，一朝成名天下知”，“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这些耳熟能详的励志口头禅，实际上是“官本位”意识的真实写照。“官本位”是封建官僚政治制度的基本特征，也是中国封建社会长期停滞不前的原因之一，更是中国官场腐败的除了利益之外的另一根子。
这时，存有“官本位”意识的官僚，看中的是能够给自己带来种种好处的权力，牵挂的是高高在上的职位，他们不愿意因为反腐倡廉和制度改革使他们受益的体制和权力动摇，总是想方设法阻挠反腐和制度革新的进行。由于以官为荣，官本位思想弥漫，大量的技术人才放弃自己的专业特长，投奔官场，造成生产和技术第一线人才不足，而机关衙门叠床架屋，人浮于事，人才大量闲置浪费，无人改革创新，由于以官为上，官大一级压死人，人人唯上是听，唯官是从，民主气氛淡薄，人人循规蹈矩，遵守官场习俗，唯上、唯书气息浓厚，不敢改革创新；由于以官为本，一切行为围绕官级晋升转，导致社会浮躁，追逐官位名利，无法沉下心干事创业，严重抑制了人们创业创新的积极性。
存有“官本位”意识的官僚把“当官”作为价值追求，干事创业不是为了民众的生活改善和提高，而是为了一己之私的“乌纱帽”，在这样的思想意识支配下，追求政绩难免陷入误区。有的重近轻远，注重多出政绩、快出政绩，对长远发展缺乏统筹谋划；有的重表轻里，习惯于做表面文章，对一些实质性的问题不够重视；有的重显轻“潜”，热衷于干看得见、摸得着的工作，忽视短时间内无法显现成效的工作；有的重物轻人，一味追求财政税收增长，罔顾民众的生活环境和生活质量；有的重局部轻全局，只从局部利益出发，不从全局考虑问题，甚至为了追求局部利益不惜牺牲全局利益，这些都是“官本位”意识的具体体现。在这些情况下，上一届的“政绩”就会成为后几届的包袱，“政绩”变成“政疾”，必然会对发展带来无穷后患。
“官本位”意识的要害，就是对国家、民族、民众的利益不负责任，只对自己或小集团负责。存有“官本位”意识的干部想升官的目的，无非是随着自己的社会地位和权势的提高可以获得更多的利益，因此他们往往不能正确履行职责或不履行职责，甚至滥用权力，从而会给社会、民众和国家带来极为严重的危害。现实中,一些党员干部当官只为求升迁，为捞取“政绩”不惜损害群众利益；当官只想做老爷，对群众的冷暖疾苦漠不关心；当官只管谋私利，利用职务之便贪污受贿、以权谋私；当官只图享清闲，不了解群众愿望，不愿做、不敢做、不会做群众工作，等等,都是执政为民的意识不强，“官本位”意识在从政行为中的现实表现。
更重要的是，“官本位”助长用人腐败。“官本位”作为以官为本、以权为纲、以仕途为个人事业选择导向的一种意识和价值取向，强调的是一切服从于官级地位、一切为了做官和升官、把做官升官看作人生最高价值追求和评判人生价值大小的标尺，而且当官可以享受到一般群众难以企及的特权。正因为“官本位”有这么多的功能，在一定社会层面形成了对权力、官位、官员的崇拜和敬畏，使官位有着强劲的买方市场，跑官要官、买官卖官盛行。一些干部本身不够资格条件，却相信“有钱能使鬼推磨”，花钱买官；有的是想为“仕途”加砝码，通过买官走“捷径”；也有的是怕不跑不送会吃亏，加入了买官行列。买官者虽情况各异，但都是企图以钱换权，谋取更大的私利。这些人一旦得逞，就会反过来以权换钱、“回收成本”，怎能指望他们为民谋利？
中国的反腐完全不同于世界很多发达国家的反腐，归根结底中国封建社会长达三千年的等级制度留下的官本位思想的遗毒，使得“三年清知府十万雪花银”和“当官必贪”的思想也随着蔓延，普通百姓都岌岌于让自己的子弟考上进士之类的学位进而得中一官半职照顾家族利益，谁想到卢俊义竟然釜底抽薪，使得他们妄想通过腐败的官僚制度发财富贵的梦破灭了，所以相当多数民众也反对卢俊义推出的反腐制度。
面对官本位造成的以上种种弊病，卢俊义并不愿妥协，甚至愿意用自己的王图霸业来交换民众心中的官本位思想。如果中国那天不再官本位，不再以官为贵、以官为尊，中国才不会有腐败，不会有那么多荒唐之极的怪现象，中国才会有真正意义上的富强。
卢俊义仔细分析了官本位和腐败产生的根源，一则是民众改变个人命运的途径太过窄狭，一方面则是中国官吏的权力太过庞大却没有监督、缺乏约束。
针对第一种问题，卢俊义细细分析了原因。
经济发展相对滞后是“官本位”形成的现实依据。思想意识的形成和强化，总是有现实经济条件依据的。我国广大地区，尤其是内陆地区，城市化程度和市场化程度低，农业比重大，非农产业发展落后，社会化分工程度低，经济社会发展相对滞后，小农经济意识浓厚。思想封闭、安于现状、得过且过、过一天和尚撞一天钟就成为这些地区大部分官僚的作风，唯官位为上、追逐官利就成为这些干部的工作动力。由于经济社会发展相对滞后，创业机会不多、创业环境不优，受小农经济意识影响的相当一部分民众，也自觉不自觉地接受了“官本位”思想，崇尚做官、轻视创业，崇尚四平八稳的工作、轻视创新创业的冒险经营，形成了一种“做官才有出息、从政才是本事”的社会文化心态。
在北宋末年，虽然赵宋朝廷为了维持高额的财政支出被迫发展工商业，制造出大量非农业的就业机会，但从来没有给那些工人和商人一定的社会地位和参与地方自治的权力，似乎维持地方自治和基层统治的永远是地主和部分自耕农，而官僚永远是父母官高高在上，如此情况下让民众如何不官本位。
卢俊义逐步让利于民，增加民众收入，扩大内需，减低商税，如此一来便催生了许多百姓参与商业活动，扩大了商业规模，增进了商业繁荣。与此同时，卢俊义规定商人有参与地方里、保、社的地方民主自治的权力，有参与国家和地方政府招收官吏考试的权力，有参政议政的权力，官僚地主士绅不得歧视商人，如此一来提高民众参与商业的兴趣，尤其是提高民众参与对外贸易的兴趣，民众有利可得同时又有一定的政治地位，自然会选择这条相对宽畅许多的道路行走，而不去拼那千军万马过独木桥的仕途。、
工人、教师等职业也都有参与地方基层民主自治的权力，有参与选举的权力，他们不再畏惧官吏，不再羡慕官吏，就渐渐地放弃了官本位的一些思想。
自耕农、屯民、军人、佃农同时也都具有参与地方基层民主自治的权力，有参与选举的权力，他们完全可以通过自身的辛勤劳动养家糊口，也拥有一定的政治地位，完全不必逼着自己的子弟非要博个出身不可。
所有的民众，务农的只要好好种田，齐国政府治下的粮食价格甚为合理，他们完全可以通过卖粮让全家衣食无忧；做工的只要好好做工，齐国治下的工场矿山定下的工钱远比其他地方高，这些工人完全可以通过做工让全家温饱甚至小康；军人，只需要英勇杀敌，建立战功，他们的前途甚至比一般的官吏还要光明，全家的赋税都会因为他们的战功而得到减免；地主家庭出身的，除了可以投身行政管理行业，也可以做技术官员，更可以参加军队建立战功，卢俊义不住地开疆扩土的军事行动将极大地缓解国内就业问题，使得官员甚至不敷使用。
除了创造更多就业岗位，扶持其他职业的政治地位之外，消除民众一部分对官位的渴望，另外就是釜底抽薪地减低官吏的权力，提高普通民众对政治的参与力度，使得普通民众都能参与到对官吏的监督约束中来，使得普通民众都渐渐地意识到，其实官吏只是一个职业，并不见得比其他职业高贵多少，甚至显得更加不自由。
消除官吏贪腐的根本就在削弱官僚的权力，清水衙门里的官僚就是想贪腐都没有机会贪腐，如果让普通民众看到官僚如此清水，原本浓烈的官本位思想也会黯然消退。
官僚的权力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对下级官吏的任命权，一个是对地方民众的管理权。
在原有政治制度下，君、官、民组成一个等级森严的金字塔体系。君主是主权者，享有绝对而全面的权力。君主将其权力授予官僚，这些官僚构成了从中央到地方、自上而下地控制、监督的政府体系。官僚制的基本原则是所有官员只对上负责，不对下负责。官僚组成的政府则统治臣民。君、官、民三者的权力是绝然不同的：君对官和民拥有绝对的权力，官对民又拥有绝对的权力，同时上级官员对下级官员也拥有绝对的权力。先贤云：绝对的权力导致绝对的腐败，因而，郡县制下的君主、官僚体系都有一种腐败的内在倾向：官员们倾向于滥用权力，以谋取私人利益，从而引发官、民冲突，最后演变为君、民冲突。因为，他们的权力都未受到有效约束。儒家确实是这一结构内部的一支宪政性力量，但它所诉诸的手段通常只是对皇帝进行道德说教，要求官僚们自我约束。这当然难以有效发挥限制、约束权力的作用。以权力的自上而下授予为基本原则的政治制度，每过一百多年，都会陷入死路。
卢俊义一时之间也不能完全否决原有的政治制度，毕竟上官授职位的制度已经根深蒂固上千年了甚至后来的一千年依然如此，他只是补充了一点，建立完整的民众参议制度，一半平民一半富绅组成的各级政府参议院有权否决对各级政府官员的任命，如果该名官员不称职。任何的任命如非机密，都必须公示于众，经参议院审核，经家庭财政审核后，方能上任。这样的举措就是扩大地方民众的参政权，限制官僚的对下级官吏的任命权。
至于对地方民众的管理权，卢俊义将地方政府的职能一开始就设定在“执政为民、服务民众、不扰民”之上，对地方基层的管理大部分都交给里、保、社等基层民众选举出的民众首领管理，对大部分非战略物资市场的监管都交给各级商会负责，政府负责地方武装训练、治安、司法、税收、屯田、民生保障、政策引导等方面，其他的都逐步交给民间组织管理，慢慢地会建立一个民众都参与自治都有政治权利而官吏越来越觉得手头没有权利的政府。自然这不是一朝一日之功，但从现在开始就应该着手去做，十年不成，就二十年，或者一百年，总要让民众都能参与政治，都有为国家献言献策出力的权力。
而且还会以梁山军校为基础，建立多个卓有成效的培养服务性官吏的学院，日后大部分基层官吏都用卢俊义自己的理念去培养，而不是用儒教虚伪道德培养出来的表里不一的儒生官僚。当建立了一整套自己培养官吏的教育体制后，官吏将成为一个可替代性颇强的行业，不再是铁饭碗，随时有因渎职或贪腐被拉下马被其他官吏取代的危险。而且随着可以产业化生产服务性官吏后，这样的职业的技术性也不再被看成那么神秘，相应地也不用高薪养廉，只需要保持中等偏上的工资和福利待遇即可。这样的职业再也不是普通民众趋之若鹜的目标，民众见到一个官僚不用下跪，也不用将其奉为上宾，只是根据他本人的道德人品去尊重他，这样的社会才真正是和谐的社会，这样的国家才有前途和希望。(未完待续，如欲知后事如何，请登陆，章节更多，支持作者，支持正版阅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