夜行实录(出书版) 第29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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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不爱住酒店,每次住酒店时都得检查很久——你不知道房间里住过什么人,发生过什么事,是否有什么潜在的危险。潜在的危险是指针孔类的偷拍或窃听设备——谁也不希望自己的视频或裸照出现在色情网站。更严重的是会被人用这些东西胁迫,在金钱或肉体上受到损失。每次住酒店,都要先做两件事:一是检查盗摄窃听设备;二是拿纸贴住猫眼——这让我很烦。
  为了一个得性病的男孩,我发着烧在泊州市的酒店住了三天。
  11月16日,我接到一个委托。对方委托我找一个人贩子——他朋友六岁的儿子被拐走过,救回后,发现男孩染上了性病。我和周庸从燕市追到泊州,在泊州找到这个人贩子,我们扒下他的裤子,发现男孩的性病与他无关。
  11月23日凌晨,趁着没人,我和周庸用绳子绑着人贩子,到了一个公用电话亭,打了110。报警中心问我有什么事,我说见义勇为抓住个人贩子,这人还有个乞丐团伙,里面有许多被拐的孩子,让警察来公用电话亭将他带走。我们躲在电话亭对面的小区,十五分钟后,一辆警车开了过来,警察将绑在电线杆上的人贩子带上了车。
  周庸看着人被带走后,问:“徐哥,他们能发现你用左手写的那信吧?”
  我说:“肯定能,警察审他前得搜身。”
  从人贩子嘴里问出的东西,我都写在了信里——他有许多上家,也卖出过许多孩子,这些资料能帮警察省些时间。
  但我们最关心的是人贩子的上家,让男孩染上性病的人——找到这个人,将他绳之以法。
  据人贩子说,这个上家很谨慎,联系方式只有一个手机号,打过去从来都关机——只能发短信到这个手机号,等他用别的电话回话。每次交易,都是用的支付宝转账——每段时间都会换个账号。
  我们打电话靠的就是基站
  回到酒店,已经是凌晨4点,我们只刷了牙就睡着了,醒来已是中午。我把上家的电话发给了熟人私家侦探老孔。一小时后,他回电给我——电话卡是不记名的,但通过基站查到了最近几次开机时的位置,都在燕市太兴区的杜鹃路附近。挂了电话,周庸问我有什么消息,我说:“订机票,回燕市。”
  我和周庸下午就飞回了燕市。因为还在感冒,鼻子很堵,为了防止得中耳炎,上飞机前我在鼻子里滴了几滴麻黄素,但耳朵还是出了问题,听人说话像隔层玻璃。下飞机后,我和周庸说得先回家休息一下,明天再开始调查。第二天中午,我们一起吃饭,我点了芝士榴梿蛋糕,他点了蓝莓乳酪。
  我们端着东西上了二楼,周庸问我从哪儿查起。
  我说从支付宝账号开始。“是查绑定的人吗?”
  我说:“不是,对方很谨慎,每隔一段时间就换个账号,一定是用别人的身份证注册的或是买来的被盗的账号。这种账号如果出售过,很可能在网上留下痕迹,如果我们找到卖账号给他的人,就能通过对方找到上家。”
  周庸点点头:“那咱把人贩子和上家交易的那几个账号,都查一下?”结果没搜到这些账号的出售记录,却发现了一个色情论坛。这个论坛里所有的版块都需要vip才能看,充值vip必须给一个账号转账——这个账号,正是上家交易用过的那个。
  周庸翻了翻:“还不便宜,一年会员要三千五百元,咱需要买会员查看一下吗?”
  我说:“别浪费钱了。一般这种网站都是骗钱的。你买完会员后会发现什么也看不了。等大家都知道他是骗钱的了,他就把这个网站关了,再做个新的,继续骗钱。”
  为了确认,我用域名查询系统查了一下这个论坛,域名注册时间是一个月前,果然是个新网站。上家用这个账号和人贩子交易的时间是半年前——应该是弃用了之后,又被卖给了做这个网站的人。
  周庸:“现在怎么办?咱手里只剩下电话这条线索了,他还不开机,发短信说想买孩子也不回。”
  我点点头:“只能用笨方法了。”
  定位到上家电话的基站,是太兴区杜鹃路的移动基站。按照相关规定,该地区的基站能辐射到的范围是0.2平方公里——有很大可能,上家就住在这个小区里。
  我告诉周庸,从明天开始,就到附近蹲点,看有没有可疑的人:“我让老孔一直盯着这号呢,他一开机,咱就给他打电话,看能不能正好碰见他。”附近的人流量不算大,院里人不多。我和周庸转了整两天,没碰见什么可疑的人,倒是被保安怀疑了,问我们是干吗的。我随口说了一个,他看我答得很快,也不慌张,点点头就走了。
  周庸目视保安离开:“徐哥,这也不是办法啊,没找到目标,咱俩成目标了。”
  这时老孔给我来了个电话:“你让我盯的那个电话,开机了。但已经不在燕市了,在万里县。”
  移动基站在城市的覆盖半径只有二百米,但到了郊区或农村,这个覆盖半径就变成了三千米左右。老孔给我定位的那个基站,覆盖范围内只有一个沃土村——如果上家不是在路上,那他一定是去了这个村子。
  用地图查了一下,这个村子离燕市只有三百多千米,我和周庸商量了一下,开了一辆低调的车。把油箱加满后,我们上了高速,开往沃土村。周庸开车很快,三个半小时后,我们到达了沃土村——除了听到几声狗叫之外,整个村子不见一个人。
  周庸:“徐哥,这是什么情况?集体蒸发了?”我说:“这应该是个空心村。”
  周庸问我什么是空心村。
  我解释了一下,农村的青壮年都去城市打工了,除了过年,其他时间基本不在村子里,整个村子只剩下老人和孩子——这种现象就像大树空了心,所以叫空心村。
  周庸点点头:“那咱怎么找那个上家?”我也不知道,先找个人问问。
  开着车在村子里转了一圈,在村头遇见了一个老头儿。我下车问他有没有陌生人来过。老头指了指身后:“来找黄校长的吧,顺这个方向,开个几百米有个小学。你们是今天的第三波了。”
  我和周庸按照他指的方向,开车去了小学。学校是个三层的楼,门口停了两辆没有牌照的车。这两辆车很可能和上家有关。
  我们把车停在旁边,一个穿着西裤衬衫、看起来文质彬彬的中年男人从学校里走了出来。他看了看周庸的车,过来和我们握手:“燕市来的,怎么没摘牌子?”
  这话说得很奇怪,我顺着说:“路上忘了,您是黄校长?”
  他说:“是,第一次来吧,没有预约?你们的推荐人是谁?”
  我说慕名而来,没有推荐人。他皱皱眉:“你们听谁说的?”
  周庸说不方便透露,他摇摇头:“没推荐人不接待,不好意思。”我说:“哥们儿你看,我们大老远开车过来,不能白来一趟吧?”
  他摆摆手,没说话,转身回去了。
  我和周庸上了车往回开,开到学校对着的小树林,周庸想要停车。我看了眼后视镜,告诉他别停:“接着开,那个黄校长在楼上看着咱呢。”
  我和周庸把车开到村子的东南角,确认从学校肯定看不见后,停下车,借着树荫的遮挡步行走向学校。
  周庸:“徐哥,那黄校长有点奇怪啊!”
  我说:“是,咱在这条路上等放学,拽几个学生问问。”
  5点钟,二三十个年龄不一的孩子冲出学校,看起来都是十岁上下。我们拦住了两个女孩,指指那边的两辆车,问知不知道车是谁的。她们说是老师的。我问她们知道老师是哪儿人吗?她们说不知道,就知道是大城市来的。
  周庸惊讶:“现在乡村教师都这么有钱?”说着一边还摸了摸女孩的头,从口袋里掏出三颗巧克力,说:“还剩三颗,都给你们俩吧。”
  我踹了周庸一脚:“能不能教点好的,女孩子能随便接受陌生人的东西吗?”两个女孩没在意,说了声谢谢,然后为三块巧克力怎么分争执了起来。我正打算找一个年龄大点的孩子再问问老师的事,其中一个女孩生气地说:“你要是不让给我,我就把你跟老师亲嘴,他还扒你裤子的事,告诉你奶奶。”
  周庸也听见了,蹲到女孩身边:“你们老师对你做什么了?”
  两个女孩都不说话了,周庸哄了几句,两个女孩告诉他——老师和她们亲嘴,把她们“放在沙发上,裤子脱掉,趴在我们身上。”
  周庸特别愤怒地站起来往学校方向走:“人渣!”
  我一把拽住他:“清楚什么情况吗?这就往里面走?”
  周庸紧握双拳生气地站住,我问女孩她们有几个老师。她们告诉我有好多个。“都是大城市来的老师,不过每次来的人不一样,只有黄校长经常在这边,每周都来。”
  我和周庸又问了几个学生,得知这所学校是别人捐赠给村子的,老师校长都是“城里人”,经常有不同的老师开着车来给他们上课,并对他们进行猥亵。
  周庸又愤怒地骂了几声,我拍拍他:“现在进去只能坏事,咱晚上再来。”
  回到车里,他仍一肚子的怒气,点着烟一口吸到底,差点烧到手:“这帮人怎么这么没人性呢!留守儿童也好意思下手?”
  我拍拍他的肩膀:“刚才和黄校长握手的时候,你注意到他的虎口了吗?”
  周庸摇摇头:“虎口怎么了?”
  我说:“他虎口上有像是梅花一样的五点刺青,你记不记得,咱抓住的那个人贩子,他虎口上也有差不多的刺青。”
  周庸:“你这么一说我还真有点印象,这代表什么?他们是一伙的?”
  我点点头:“我怀疑是。”
  关于虎口的几点梅花文身有很多传闻,其中最出名的就是梅花党——一个神秘组织,每个人的虎口和小臂上都文有几点梅花。中国流传着许多梅花党的传说,并衍生出了许多文学作品,《一双绣花鞋》就是其中之一。
  我问过老金,是否真的存在这个神秘组织。因为有几个做夜行者的前辈告诉我,这个组织是虚构出来的。老金说他原来也这么想,但后来他从不同的地方了解到一些信息,就对此产生了怀疑。在许多地方都有这种虎口印梅花的群体组织,这也太巧了。
  晚上12点,整个村子一片漆黑,离村子一千米的小学也一片漆黑,只有三楼的一间房间亮着灯,我和周庸只能看清轮廓。
  那两辆车还停在学校门口,我和周庸从车旁翻进学校的矮墙,周庸问我:“徐哥,你说一共就二三十个学生,他们盖三层楼干吗?”
  我不知道,可能这边盖房子便宜吧。
  一楼的大门已经锁了,我和周庸挨着窗户推了推,找到一扇没锁的,跳进教室。我让周庸把鞋脱了,走路别出声。“两辆车都没走,三楼还亮着灯,人应该还在学校里,咱俩注意点。”
  我们俩提着鞋轻手轻脚绕一楼看了一圈——都是普通的教室。我们上了二楼。二楼有图书室、医务室和几间空屋,我和周庸进了医务室,桌子上摆着一些药。为了不被发现,我没开手电,借着手机屏幕的亮光看了看——这些并不是药,而是艾滋病、梅毒、淋病等性病的检测试剂盒。难道他们来这儿给孩子们“上课”,都得通过体检,省得互相感染?
  带着疑问,我和周庸上了三楼。因为三楼很可能有人,我们俩的每一个动作都特别轻。走廊尽头亮着灯,我们慢慢地向那个房间挪动。
  正挪动着,走廊尽头的灯忽然灭了。我们吓了一跳,赶紧屏住呼吸站住不动——走廊里一片漆黑,我和周庸只隔了不到一米,却完全看不见对方。
  站了十多秒,没有任何声音,我拽了周庸一把,示意接着往前走——一直走到走廊尽头,我和周庸轻轻趴在门上,能听见里面有人呼吸的声音。三楼有十一个房间,我和周庸挨个扒着门听,根据里面的呼吸声和呼噜声判断,最里面的三间屋子都有人。
  我轻轻拧了走廊另一头一间没有人的房间的门把手——门没锁。我慢慢地打开门,和周庸躲了进去,关上了门。打开手机,借着亮光,我和周庸看了一下房间的样子:卫生间、透明的浴室、电视、大床、素色的漆。
  周庸小声给了个很中肯的评价:“这不就是快捷酒店的大床房吗?”我又检查了一下旁边的几间屋子,都是一样的装修。
  “徐哥,现在怎么办?”
  我说:“有大床房就先住一宿吧,里面这几间屋子看样子也不会有人来——先藏在这儿,明天白天找机会去走廊那边的屋子看看。”
  我们躺在床上眯着。一直到第二天天亮,村里的学生都来上课后,我听见走廊里有几个人说笑着下了楼,然后整个三楼又静了下来。
  我们打开门,走到三楼的另一边。听着昨晚走廊尽头开灯的房间里没有声音,我试着拧了一下门,门是锁的。我拿铁丝打开门——仍然是间大床房,只不过多了些东西——床头摆着一盒避孕套,床上扔着一些东西,角落里有个保险柜。
  我和周庸拍了一下照,继续看其他两间有人的房间——也只是有人住的大床房而已。我和周庸挨个房间又检查了一遍,整个三楼的十一间房,有十间是大床房,只有一间是堆满了旧桌椅的储物间。学校的三层全是大床房,怎么想都很奇怪——难道这是个宾馆,但为什么需要有人介绍才能入住呢?
  我说:“走,咱再去那储物间看看。”
  我和周庸又回到储物间,仔细检查了一遍所有的旧桌椅——上面都落满了灰。储物间墙角的一张桌子上,有四个印记,摆在它旁边的凳子上,有脚印。
  曾经流行的格子天花板
  我把凳子搬到桌子上,果然对上了桌子上的印记,我扶着周庸的肩膀上了桌子,又踩上凳子,摸了摸天花板,天花板是松的,我使劲往上一推,一块方形的天花板被推开了,上面有一个隐藏的阁楼。
  我把上半身探进去,掏出手机,打开手电筒——十多个孩子坐在阁楼里的大通铺上,表情麻木地看着我。我数了下,九个女孩、两个男孩,看起来都不超过十岁。
  周庸也站了上来,爬进阁楼,试图和他们说话,他们却一再地往后缩。周庸还想继续尝试,我拦住了他,指指墙角的一个小女孩:“你看她的脖子。”
  女孩穿着单薄的t恤——能看见她脖子上和锁骨上有新鲜的紫色和暗红色的吻痕。
  我见周庸眼圈都红了,拉了他一把:“关上,走,别打草惊蛇。”
  溜到一楼时,他们正在教室里上课。为了不让他们看见,我和周庸矮下身子,蹲着走到教学楼的侧面,从侧面的矮墙又翻了出去。步行回到村子,周庸问我是否报警。
  我说:“再等等,那两个女孩说这次来了两个新老师。今天周日,他们要是有工作的话,回燕市或周边的什么城市,得趁今晚或明早,这样学校里就剩下黄校长一个人了。”
  周庸点点头:“行。”
  我们蹲在村口的小树林,远远地望着学校。晚上7点多,两个男人和黄校长一起从学校里出来,分别上了车,黄校长对他们挥挥手,两辆车开走了。
  等到9点钟,确信车不会回来了,我和周庸再一次走向了小学。翻进学校后,我们发现一楼的窗户全锁死了——还好我昨天想到了这种可能,把三楼靠近排水管大床房的窗户的锁打开了。我和周庸回车里取了毛巾,用剪刀剪开,把手包上,顺着排水管爬到了三楼,滑开窗户,进了大床房。
  出了大床房,我们直奔走廊尽头亮着灯的房间,一脚踹开了门——黄校长坐在床上,正拿着手机录像,两个衣不蔽体的小女孩站在床前跳着舞。
  周庸冲上前拿被子把两个小女孩裹住,给了黄校长一耳光。
  我上前拦住周庸,让他别动手,先把两个女孩带去旁边的房间。
  黄校长看着我:“你们是警察?”
  这时周庸回来了,死死地盯着黄校长:“徐哥,你就让我动手吧,判我两年我也愿意!”
  我说:“你是不是傻?你进去了,以后谁买单?”
  我让黄校长把衣服穿上,告诉他站在床边别动,用腰带绑住了他的双手,然后让他打开墙角的保险箱——里面有几捆现金,三本封面画着梅花的账本,还有一个手机。我把手机开机,收到了许多条短信——都是要求购买儿童的。
  周庸用网络电话拨打了上家的电话,手机响了,我对着黄校长晃了晃手机:“记得一个月前,你卖了一个感染尖锐湿疣的男孩到泊州吗?”
  黄校长点头:“你们是为他来的?”
  我说:“是,是谁让他感染上性病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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